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去国多年的高柏教授，身在美国杜克大学，研究的是日本经济和日本的公司治理，但心中所系，却是中国的前途。刚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柏先
认识高柏教授非常偶然。２００３年，笔者翻译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的著作《经济学与社会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斯威德伯格教授在中文版前言中介绍了当今世界上一批顶尖的、应用传统社会学理论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的经济社会学家，高柏是他提到的惟一的中国人。因笔者不能确定高柏英文名字的汉字写法，所以不揣冒昧，去信询问。高柏教授回信说，他的名字为“松柏恨不高千尺”的“高柏”（他的电脑不是中文操作系统，所以他用英文加拼音的方式给了一句诗）。一个月后，高柏教授回国讲学，我趁便向他请教译稿中拿不准的几个社会学术语，并请他到我供职的大学做学术讲演（顺便说一句，高柏先生不仅学问好，口才也极佳，讲演当日，４００个座位的讲堂里座无虚席，过道上也挤满了学生，到中午１２点听众仍然兴味盎然）。
从这时起，笔者对应用经济社会学研究经济现象的方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当今欧美，经济社会学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经济社会学代表了一种极有前途的分析方法，从其最近１０年的发展情况来看，经济社会学极有可能与新古典经济学、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一起，成为二十一世纪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的重要方法。
日本经济因为１９６０年代的大起和现在的大落，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所以研究日本经济的著作非常之多。１９９０年，笔者曾经翻译过美国著名学者查尔默斯・约翰逊的名著《通产省和日本奇迹》（云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该书从通产省的产业政策和行政指导这一有形之手的角度，对日本经济的大起给予了解释。也正是在１９９０年，日本经济开始下坡。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经济的停滞又成了众多学者致力于解释的对象。这里存在的难题是，如果以前使用一套理论，或从某一角度对日本经济的繁荣做了解释，今天又如何承续对日本经济繁荣的解释而作出有逻辑关系的对日本经济停滞的解释？这是放在所有研究日本政治经济体系的学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也是一种挑战，即如何将日本经济过去的成功和最近的衰落联系在一起，作出前后一致的解释，同时还要揭示出它们之间的联系。
高柏教授的《日本经济的悖论》，不仅解释了日本经济从繁荣走向停滞的原因，而且还展示了经济社会学中分析经济现象的一种方法――对制度进行逆向思维的方法，即先着眼于分析制造出１９８０年代泡沫经济的制度和机制，再回头审视这种制度和机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间的状况，并据此而设问：这些制度和机制以前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为什么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中没有引起重大问题？又是什么样的环境变化，使这些因素在１９８０年代成了问题之所在？通过这种逆向思维的逻辑，高柏先生建立了一组经济变量，这组经济变量既可以解释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又可以解释泡沫经济，因而避免了使用不同变量去解释日本经济不同发展阶段所引出的矛盾。
在现有的各种文献中，对日本经济现象的解释多从日本的产业政策出发，而高柏教授则从金融制度的角度来审视日本的产业政策，这样，他将研究的视角定格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所发生的两个深刻变化上，一是资本积累周期从贸易与生产的扩张向金融与财政的扩张的转变；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政策范式从社会保障向释放市场力量的转变。第一个转变导致了日益自由化的国际资本流动，这一流动使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不断波动，１９８０年代与１９９０年代的金融危机即是明证。第二个转变引起了一场新自由主义革命，即各国日益减少政府规制，强调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行为，其结果是不平等的增加和不同社会群体的日益分裂。
高柏教授并没有就这种转变解释转变，而是用二战之后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一个内在矛盾来引出这一转变产生的原因，以及这一转变使日本经济从繁荣转向停滞的机制。简而言之，高柏教授所说的国际经济秩序，即以促进社会保障和维持贸易与生产的扩张为目的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关贸总协定，内在矛盾即这一国际经济秩序中所蕴含的著名的特里芬悖论（Ｔｒｉｆｆｉｎ ｄｉｌｅｍｍａ）。由于特里芬悖论的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于１９７１年崩溃，并最终引发了资本主义长程运动中的两个转变。这两个转变给日本造成的影响极其深远。宏观上，日本跟随这一转变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并加入了由美英两国发起的金融自由化运动，从而丧失了财政金融政策的自主性。在这种新的环境下，日本常常难以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组合上取得良好的平衡。由于浮动汇率和日益增加的资本自由流动，日本银行通过干涉外汇市场来维持汇率的努力常常造成基础货币的增加，从而导致国内货币供给过剩；另一方面，大藏省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减少贸易顺差的做法，又将私人投资引向了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这就引发了日本的泡沫经济。
高柏教授书中最有说服力的地方是，他从微观上对日本企业在这种宏观背景下的制度与机制的分析。高柏认为，日本的企业治理模式有一个内在的矛盾，一方面，企业强调协调，另一方面，它又忽视控制和监督。强调协调，使日本经济在战后得以高速发展，但忽视控制和监督，却引起了日本企业的过度竞争，而过度竞争对日本的高速增长和泡沫经济都起了关键的作用。
研究就是为了借鉴，如果只是对日本经济的兴衰进行解释和总结，对我们的意义不能说是很大。但高柏先生在对日本问题的研究中，时时思考的是中国的命运。日本经济之于中国经济的借鉴意义，其间的逻辑在于，从微观上，中国的企业治理与日本的企业治理相似，都是强于协调但弱于监控；但宏观模式却存在很大的区别。造成日本经济增长的过度竞争虽然也造出了泡沫经济，但也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企业的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的培养。但造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却是依赖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直接参与全球生产链的分工。而中国的这一模式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在为自己制造风险，甚至是比日本当年的风险更为凶险的风险。
第一，中国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不断增长的中美贸易不平衡与美国经常账户上的逆差一起，给美元带来强大的贬值压力。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必然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经济因此而面临双重风险：一方面，回应这种要求，中国必然面临出口下降、经济发展减速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不理睬这种要求，任由中美贸易不平衡加剧，又必然会推动美元危机的爆发。一旦爆发美元危机，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中国经济必将遭受沉重的打击。
上述局面将会引出的后果，在高柏教授的书中都有揭示。１９６０年代末，日美贸易不平衡之际，日本坚决拒绝日元升值，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使世界从此进入一个无保障的资本自由流动时代，也造成了日本企业过度竞争的局面；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又是由于日美贸易的不平衡，但日本却采取了积极回应的方式，结果是日本经济产生了泡沫，并在泡沫破灭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
我们现在面临着与日本完全一样的风险，处理不好这一风险，日本的昨天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明天，除此之外，中国还有若干日本处理的很好、而我们没有很好处理的风险。这就是：
第二，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大量吸引外资，在贸易方面大出大进的世界工厂模式，使中国过早地展开了与其他国家在能源和资源方面的冲突，并使经济摩擦加剧。日本则只是在第一次能源危机时受到了影响，此后则由资源消耗型的钢铁和造船及化工的生产，转向了资源节约型的家电和汽车的生产。
第三，中国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提高了本国ＧＤＰ的贸易依存度，也加强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来自国际市场的风险。而日本的ＧＤＰ贸易依存度一直被控制在很低的水平，同时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日本当年鼓励出口的政策，很少被人认为是对别的国家的威胁。所以不具有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压力。
第四，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很有活力，但社会保障没有跟上。三农问题、下岗职工问题以及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的加剧，已经成为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素。而日本长期以来以稳定为优先，注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所以，尽管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但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却依然如故。
综上所述，日本的发展模式给日本带来的真正的风险只有第一种风险，但由此而来的经济的长期停滞却是人所共知的。中国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建立在低工资基础上的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会使原本存在的收入的不平等拉大，收入不平等增大的后果就是国内需求的疲软，而国内需求的疲软不仅导致通货紧缩，同时还会使得中国ＧＤＰ总值中，国内部分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从而使ＧＤＰ的对外依存度过大。如果中国在ＧＤＰ对贸易依存度过大的条件下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并开放资本市场，国际市场的任何变化都会使国内经济遭受重创。在这种条件下，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的不平等问题就很有可能会以突然爆发的形式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
这是一种理论逻辑的推论，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这一推论成为现实，但我们无法回避这一逻辑的存在。高柏教授这本关于日本经济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的书，对人们思考中国经济的命运一定会极具有启发作用。
（《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美〕高柏著，刘耳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１２月版，２２．００元）
 |
